然而翻遍现有史料，在所有和刘备有关的对话、书信、奏表中，尤其是在关於其讨贼、伐曹的言论中，竟找不到一丝刘备对诏书内容的引用。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刘皇叔标榜的政治主张和用以积累人望的口号便是灭曹兴汉，献帝给予其讨曹的诏书便是最具有利用价值和象征意义的政治资本，如果将其内容公之於天下，一来可彰显曹操胁迫天子、无人臣之礼的罪恶，二来可号召天下心存汉室的英雄豪杰与其共襄反曹大业，这对於刘备日后的事业可谓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终刘备之一生，他也不曾说过有关诏书内容的只言片语，这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认为献帝的“衣带诏”是真有其物。

上图_刘备(161年-223年)

另外，后来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虽然提到“(臣)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但却没有提到“衣带诏”。

要知道，如果真有献帝所赐的“衣带诏”，这便等同於得到皇帝的授权，是实实在在的“奉辞伐罪”，不但可以极大地削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应，更能够彰显自己反曹行动的合乎天理人情。

然而即便如此，刘备在最需要这道“衣带诏”的时候，却没有任何表示(连说个假话声称自己得到过也没有)，“衣带诏”的真实与否可见一斑。

上图_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

客观环境是否允许

从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说，献帝确有一定的除曹动机。建安五年时，汉献帝已经19岁，早就不是当年被董卓把玩在手心里的那个小孩。面对曹操的擅权，心智已经逐渐成熟的献帝肯定是不满的。而在献帝的身边，也聚集着一批类似董承、刘备这样的反曹分子，他们或心系汉室，或不满大权独归曹操，都有欲和曹操“斗一斗”的想法。

而且考虑到当时袁绍占据青、幽、冀、并四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江东，袁术占据淮南，曹操的势力还没有到后来那种“此诚不可与之争锋”的程度，所以这在客观上也可能给献帝反曹注入一针强心剂。

上图_袁绍(?-202年6月28日)，字本初

但是，献帝并不是个像高贵乡公曹髦那样的愣头青。《后汉书·献帝纪》记载:“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可见，面对怒气冲天的皇帝及环列於殿宇间的虎贲卫士，即便是曹操也会汗流浃背。

如果献帝就此命武士直接擒杀曹操，又有何难?但是，在擒杀曹操后，这个局面怎么收拾，就太难太难了。凭当时献帝的力量，不可能直接接管曹操的地盘，曹氏旧将势必会推举出一位曹氏继承人，进而举兵反叛;而当京城出现权力真空时，四方诸侯也必定蠢蠢欲动，难保不出现像李傕、郭汜那样直接带兵入京、继续挟持汉献帝当傀儡的人。

上图_李傕(?—198年)

所以，献帝一定明白，无论能否杀曹，自己都很难摆脱受制於人的命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诏令董承、刘备等人带兵勤王?且不说董承、种辑、王服等人手中的兵马本就有限，刘备更是在袭杀车胄占据徐州后才略微有了一点抗曹的资本。所以，除掉曹操后如何掌控后曹操时代的政治局势，献帝是没有准备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想过。如此，他又怎么可能一纸密诏就让几个将军去密谋除掉权倾朝野的当朝第一重臣?

所以，笔者认为，通过分析现有史料，所谓汉献帝的“衣带诏”，其实应该是不存在的，它大概率只是董承等人的自编自导而已。退一步说，即便真的有，乃至於董承等人“奉辞伐罪”宣告成功，也不过是引发一场与“李郭交兵”一样的大动乱而已。

作者:林森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后汉书?献帝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献帝起居注》、《后汉纪》卷二十九、《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2]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

[3]吕思勉《中国大历史》

[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微探》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於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於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於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